在自由市场的高效运作中，货币的角色至关重要。货币是每一笔交易不可或缺的一半，承载着商品与服务交换中价值的另一端。那么，货币的价格本质上是什么？
最具市场流通性的商品往往会成为社会首选的交换媒介，也就是货币。用这一通用媒介计价，推动了经济计算的实现，使得企业家敏锐把握机会，获取利润，进而推动社会进步。
我们已知，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，但货币的价格问题则更为复杂。难点在于，我们没有可用来衡量货币价格的记账单位，因为所有价格本身就是以货币计量。既然无法用货币术语解释货币价格，就需要借助其他方式来表达其实际购买力。
人们在买卖货币（即用商品与服务交换货币）时，关注的是货币未来的购买能力。正如前述，理性个体总是在边际上做决策，这涉及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。每一次行为都由价值判断引导，行为者会在最看重的目标与次级欲望之间权衡选择。该规律在此同样适用：一个人拥有某商品越多，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急迫满足就越低。
货币的逻辑同样如此。它的价值在于能够带来额外满足，不论用以购买食物、安全还是未来选择权。当人们以劳动换取货币时，正是因为他们更看重货币的购买力，而非当下时间的直接用途。因此，货币在交易中的成本即是行为者为所支付现金所能获得的最大效用。当某人愿意工作一小时以换得一份肋眼牛排，意味着他更重视这顿饭而不是那一小时的休闲时光。
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指出，同质商品的每一个新增单位，只满足更低层次的需求。对每个人来说，新增单位货币的价值也会逐步递减。而商品的“同质性”认定，完全依赖于个体主观。价值是主观的，额外货币带来的效用取决于个人目标。对个体来说，新增货币并非同质，因为它带来的用途不同。举例说，如果某人只用钱买热狗，“单位货币”就等价于一只热狗的价格。他只有在拥有足够现金去买一只新热狗时，才算是获得了“买热狗的钱”的新增单位。
这正是鲁宾逊·克鲁索可能面对一堆黄金却视为无用的原因——黄金无法转化为食物、工具或住所。货币在孤立环境下毫无意义，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互动时才具有价值。归根结底，货币本质是一种沟通工具。
通货膨胀与“闲置资本”的幻象
人们是否选择储蓄、消费或投资，完全取决于其时间偏好和对未来货币价值的预期。预期购买力上升则倾向存储，预期贬值则倾向消费。投资者也据此决策，通常将资金投向他们认为能跑赢通胀的资产。但不论选择储蓄或投资，货币始终为持有人服务。即使货币“暂不使用”，其作用在于降低不确定性。持币而不消费，其实是满足了对选择权和安全的诉求。
因此，“流通中的货币”这一说法容易误导。货币并非像河流一样流动，它始终被某个人持有、所有，并发挥着实际作用。交易发生于特定时间节点，因此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“闲置货币”。
没有与历史价格的锚定，货币就会失去根基，个人经济决策也将无处依托。例如，去年一条面包 1 美元，今年 1.1 美元，我们由此可以判断购买力的变动方向。长期观察则成为经济预期的基础。政府通常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（CPI）进行相关分析。
CPI 本应通过固定商品篮子反映“通胀率”，但却故意忽略房地产、股票、艺术品等高价值资产。原因在于，纳入这些资产会揭示政府不愿承认的事实：实际通胀远超官方数据。用 CPI 衡量通胀，本质上是在掩盖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：价格上涨最终一定与货币供应扩张成正比。新货币的发行不可避免地降低其本来的购买力。
价格通胀并非由生产者的逐利或供应链障碍引发，而是由货币扩张导致。当货币数量增长，其购买力自然减弱。最接近新货币产生源头的人（如银行、资产持有人、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）获益最多，而穷人和工薪阶层则不得不承担涨价压力。
通胀效应往往滞后，难以直接界定，这也让通胀成为最隐蔽的财富窃取形式。它侵蚀储蓄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，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。讽刺的是，即使富人在健全货币体制下也会受益更多。长远来看，通胀终将损害所有人——即使部分群体短期看似获益。
货币的起源
货币的价值源于其可交换性，并且这种价值总是与历史价格相关。那么，货币最初是如何获得价值的？答案要回溯到以物易物的经济体制。
任何演化为货币的商品，都必须在成为货币前拥有非货币用途价值。最初的购买力由其他应用场景的需求决定。随着商品作为交换媒介而需求上涨，价格随之提升。于是，该商品既能为拥有者带来直接效用，又可作为交换媒介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后者需求逐渐取代前者。
这正是米塞斯回归定理的核心，它解释了货币如何在市场中自发形成，并长期保有与历史估值的联系。货币不是国家发明，而是自愿交易的自然产物。
黄金之所以演变为货币，是因为它符合货币的所有重要标准：耐久性、可分割性、易识别、便携性和稀缺性。黄金在珠宝及工业领域的用途至今仍在持续。数百年前，钞票仅仅是黄金的兑换凭证，且更加轻便易携。遗憾的是，钞票发行者很快发现他们可以发行更多凭证，而无需实际足额黄金储备。这种模式至今仍被沿用。
一旦黄金与钞票彻底脱钩，政府与央行便可凭空创造货币，形成了现今的“无锚法币”体系。在法币制度下，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银行即使经营失败也能获救，结果就是道德风险加剧，风险信号扭曲，系统性不稳定，而这些都由通胀静默地侵蚀储蓄来“融资”。
货币与历史价格的时间联结，对市场过程至关重要。失去这根纽带，个人经济决策会陷入困境。之前提到的货币回归定理，是行为经济学的一项洞察，但往往被忽略。它说明，货币不是某位官僚憧憬的虚构产物，而是基于市场行为者将自身资源用于特定目标而自发创造的。
货币是自愿交换的产物，而非政治发明、集体幻觉或社会合约。任何供应有限、符合货币标准的商品都可用作交换媒介。只要耐用、便携、可分割、标准化且易于接受，都可以成为货币。
如果《蒙娜丽莎》可以被无限分割，每个部分也能成为货币，前提是有简便的鉴定机制，确保这些碎片真实来源于原作而非赝品。
关于《蒙娜丽莎》，有一段轶事能形象展示货币商品供应增加如何影响其价值。20 世纪一些著名画家意识到借助名气可以获得财富。他们发现签名本身极具价值，甚至能够用签过名的账单结账。有人说，达利甚至给自己撞毁的汽车残骸签名，使其摇身一变成了艺术品。但随着签名账单、海报及残骸数量增多，每份新增签名的价值逐步降低，充分展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。数量增加必然带来质量下降。
全球最大的“金字塔骗局”
法定货币同样遵循这一逻辑。货币供应增加，每一单位价值缩水。最早拿到新货币的人受益，其余人受损。通胀不只是技术性难题，更是道德危机。其扭曲经济计算，鼓励债务而非储蓄，削弱最弱势群体的利益。于是，法币本质就是全球最大规模的金字塔骗局，顶层获益，底层受损。
我们接受有缺陷的货币，只因其成为既定继承，而非最优选择。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健全货币（不可伪造的货币）更利于市场和社会时，我们或许会不再满足于那些无法果腹的“假金票”，而积极推动价值真实、诚信和公平的世界。
健全货币源于自愿选择，而非权力命令。任何合乎货币标准的物品都可成为货币，但唯有健全货币才能保障文明可持续繁荣。货币不仅是经济工具，更是一项道德制度。货币腐化时，所有下游环节——储蓄、价格激励与信任——都会被扭曲；而当货币公正，市场就能协调生产、反映稀缺、奖励节约并保护弱势群体。
最终，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，更是时间的守护者、信用的载体，也是人类协作最通用的“语言”。货币一旦腐化，崩坏的不只是经济，更是整个人类文明。
“人类目光短浅，只能看到极为有限的未来，激情并非益友，个人情感通常也是最差的参谋。”
货币伪造：现代货币与法币幻象
在剖析了可流通商品如何成为自由市场中的货币，以及低时间偏好如何带来进步与价格下降后，让我们进一步探讨现代货币的真实运作。或许你听说过负利率，
并曾思考负利率如何与“时间偏好始终为正”这一核心原理相契合。也许你注意到消费物价持续走高，却看到舆论将原因归咎于各种因素，却避谈货币扩张。
现代货币的真相令人震惊。一旦理解问题的全貌，世界会变得灰暗。人类难以抗拒通过印钞剥夺他人利益的本能。想要杜绝这种现象，唯有让货币运作完全脱离人性，或者至少令货币与国家权力分离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·哈耶克曾断言，这只能通过某些“巧妙曲折”的方式实现。
英国率先削弱本国货币与黄金的锚定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，全球主流货币几乎都能兑换黄金，这是黄金成为全球最流通商品数千年积淀的结果。直到 1971 年，美国总统理查德·尼克松宣布“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挂钩”，彻底切断二者最后的联系，他此举（至少部分原因）是为越南战争融资以及维护自身权力。
法币的具体细节不必一一赘述，重要的是：现代国家发行的货币不再有任何实体资产的支撑，全部通过债务创造。法币披着货币外衣，本质却是债务与管控工具，与自愿交换中生成的真实货币完全不同。
每一单位美元、欧元或人民币，都是由银行发放贷款而产生，这些资金需连本带利偿还。而利息并不会与本金一同被创造，因此整个经济体系永远存在偿债缺口。事实上，系统运转需要不断新增债务。央行则通过救助和量化宽松等手段进一步操控货币供应，令局面更加复杂。
量化宽松，是指央行通过印钞购买政府债券，即用新货币换取 IOU。债券是政府承诺连本带息偿还所借货币的凭证，这一承诺以国家征税权为保障，意味着你及后代都必须应对持续上涨的物价。最终，生产者财富被通胀和债务奴役持续隐秘地转移。
印钞仍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持续进行——这一理论是现代政府政策的核心。凯恩斯主义强调消费是经济增长动力，认为若私营部门未能持续消费，政府必须补位。其主张每一单位支出都等值提升经济总量，却忽略了通胀带来的价值稀释。事实再次证明巴斯夏的“破窗效应”：账面数字增加，实际财富却不变。
如果印钞可以创造财富，每个人都应拥有超级游艇。但财富真正来自生产、规划和自愿交换，而非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膨胀。实质进步源于人们与他人、与未来自我交易，通过资本积累、推迟享乐与投资未来实现。
法币的终点
印钞不会加快市场进程，而只会扭曲、拖慢甚至愚化它。购买力长期下滑，使得经济计算越来越困难，长期规划也步履维艰。
所有法定货币最终都将消亡。有些因为恶性通胀而崩溃，有些则被废弃或并入更大的货币体系（如小国货币被欧元取代）。在覆灭之前，法币其实扮演着一个隐蔽角色——不断将财富从生产者转移到与权力更接近的人手中。
这就是坎蒂隆效应的核心。新货币进入经济，最先获得者受益最大，他们可在涨价前购买商品，距离货币源头最远的普通劳动者与储户则不得不承担成本。在法币体系下，贫困的成本极高。
即便如此，政客、央行及权威经济学家仍坚称“健康通胀率”不可或缺。事实上，他们应当深知通胀并不能带来繁荣。最佳状态下，仅仅是购买力转移；最坏情况下，动摇文明根基，危及对货币、储蓄和协作的信任。今日廉价商品的丰富，是在税收、边界、通胀、官僚制等障碍下实现的——而非得益于这些障碍。
善、恶与丑
倘若市场机制不受人为干预，其结果通常是让更多人获得更优质、价格更低的商品，这就是实质性的进步。有趣的是，行为经济学不仅可以批判现实，还能带来全新视角。许多人看到体制弊病愈发愤世嫉俗，但行为经济学能澄清：真正推动人类繁荣的是生产者，而不是政府。一旦理解这一点，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劳动都变得有意义。保洁员、超市收银员、出租车司机，都通过自愿协作和价值创造满足人类需求，他们就是文明的中坚。
市场带来商品，政府往往制造负面效应。企业间的竞争推动创新；而政治角逐只奖赏操控而非能力。在市场中，最具适应力者脱颖而出；在政坛，则是最狡猾者上位。
行为经济学能洞悉人类激励机制，促使我们关注实际行动而非言辞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“本可以实现”的方案，而非现状。这是“看不见的世界”，也是被干预所抹去的另一条轨迹。
恐惧、不确定与怀疑
人类心理天性偏向恐惧。我们进化来应对威胁，而非欣赏美好，因此危言耸听总比乐观更容易传播。每逢“危机”——无论是恐怖主义、疫情还是气候变化——政府总会提出一个方案：加强政治控制。
行为经济学者明白其中逻辑。每个行为者都认为目标能够证成手段，而这一原则对权力寻求者亦然。他们以安全换取自由，但历史表明基于恐惧的权力让渡往往得不偿失。一旦理解这些机制，世界变得更清明，噪音逐渐消失。
你不再沉溺于电视，重拾自己的时间。你会意识到，积累资本和自由支配时间并非自私，而是帮扶他人的基础。
投资自己——无论是技能、积蓄还是人脉——能够让整体利益最大化。你参与劳动分工，实现价值创造，全部源于自愿协作。对抗失灵体制的最根本行动，就是在体系之外创造更优选择。
每当你使用法币，等于用时间向发行者“付费”。若能完全不依赖法币，就是为减少盗窃和欺诈贡献力量。过程很难，但值得追求的目标从来不简单。
Knut Svanholm 是比特币教育者、作家、哲学思考者与播客主持人。本文节选自他重磅新书《行为经济学：喂养你的无形之手》，由 Lemniscate Media 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正式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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